中國服裝從古至今變化的故事

　“在中國，服裝也是政治”在漢語世界里，“衣冠”本來就具有特殊的意味。它代言著文明、開化與正統(tǒng)。但衣冠只是路徑，只是表達，它通往的都是自己千年不變的道路。

　　1955年，在《六億螞蟻》一書里，法國記者羅伯特·吉蘭這么描述著他的中國印象：“不管走到哪里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。……姑娘們也穿著長褲，除了下垂的頭發(fā)或農(nóng)民式的辮子，她們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樣。……一群群人，一個個都像是剛從藍墨水中洗澡出來，一身去不掉的藍色。”

　　吉蘭由此感慨，這個國家是一座“螞蟻山”，六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“藍螞蟻”。此后二十余年，隨著《六億螞蟻》的持續(xù)暢銷，這個說法頻繁出現(xiàn)于西方報刊。“藍螞蟻”成為大陸中國人的代名詞了。

　　撇除傲慢與偏見，吉蘭的說法并不夸張。1978年冬天，當皮爾·卡丹夾雜在大群游客間，緩緩走向八達嶺長城時，他看到的依舊是一個藍咔嘰布的海洋。然而，與吉蘭不同，這個威尼斯破產(chǎn)商人之子，這個出身貧寒、當過裁縫學徒的巴黎時裝設計師，此時卻在這個凍原般的國度，嗅到了別樣的氣息。

　　這個冬天，皮爾·卡丹產(chǎn)生了在北京舉辦幾場時裝演出的想法。他后來談到，“這是個瘋狂的念頭。……我曾以為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還是做到了。”

　　的確舉辦時裝演出此時不啻于天方夜譚。這一年冬天，盡管堅冰初破，這個廣袤而神秘的國度依舊色調(diào)森嚴、禁錮處處。對西方的舶來品，這個藍黑灰的世界不僅疑慮重重，甚至心懷敵意。

　　“大約11月下旬，對外友協(xié)轉(zhuǎn)來了報告，說一個法國人要舉辦時裝演出。對這類活動，當時我們聞所未聞。……”二十多年以后，在北京中紡里的一處公寓，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耄耋老者追憶著當年的情景：“當時，改革開放的輿論已經(jīng)抬頭，但是大氛圍還是冷色調(diào)的。這個事情，不敢拍板，沒有人敢拍這個板。……”

　　在皮爾·卡丹的反復游說、活動下，當年年底，由紡織工業(yè)部牽頭，外貿(mào)部、輕工業(yè)部派員參與，一小群官員進行了“三部會商”。然而，幾次會商后，這個報告還是被擱置了。

　　山重水復疑無路。直到次年初春，這些官員看到了那頂帽子。

　　這一年農(nóng)歷春節(jié)，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，鄧小平開始了為期八天的美國訪問。五天以后，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競技場，這個剛剛被《時代》周刊評為“年度風云人物”、并以48個整版篇幅詳盡報道的“新中國的夢想家”，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兩名女騎士送來的白色牛仔帽。這個象征性的細節(jié)，不僅引發(fā)了世界范圍的熱烈報道，它也讓這場行將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。

　　牛仔帽是一個符號，是一種政治隱喻。對此，這些官員心領神會，他們一改拖沓和觀望，迅速準許了這次演出。與此同時，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現(xiàn)了：演出不報道、不宣傳，“盡量低調(diào)”；不對公眾開放，僅限外貿(mào)界、服裝界官員及專業(yè)人士進行“內(nèi)部觀摩”；各單位在發(fā)放門票時，應嚴格把關，挑選“思想素質(zhì)過硬”的觀眾……此外，原定在北京舉辦的三場演出，也被一分為二：北京首演之后，另外兩場演出將在上海進行。

　　正是這個決定，催生了中國第一支時裝模特隊。

　　1988年2月，服裝設計師皮爾·卡丹先生(左二)接受記者采訪。

　　初次登臺

　　在北京的首演，很難用“成功”或“失敗”來評價。1979年3月10日，當8名法國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緩緩走上民族文化宮的一處新搭就的T型臺時，現(xiàn)場的氣氛無比凝重、緊張。作為親歷者之一，新華社記者李安定后來談到，當時場內(nèi)“人滿為患”，幾百名觀眾大多“穿著藍灰制服、屏住呼吸”；另一位在場觀眾的回憶更為細微：“那些女模特出現(xiàn)時，我產(chǎn)生了一種暈眩的感覺。……坐在我附近的觀眾，也一個個臉色嚴峻，表情變化得很厲害……”

　　與北京相比，上海的氛圍寬松了許多。以入場券發(fā)放為例，主辦方僅有三點要求，“專業(yè)對口”、記錄姓名，以及入場券不得轉(zhuǎn)讓。這么一來，不僅專業(yè)官員，許多服裝設計師也得以入場觀摩。二十多年以后，上海服裝公司設計師徐文淵回憶說，“當時我一看，他表演的這些服裝，款式新穎獨特，色彩也絢麗多彩……”

　　服裝之外，那些艷妝的模特，更喚醒了許多老上海的記憶。畢竟，距離十里洋場的上海灘時代，此時還不過三十年。徐文淵記得，演出結(jié)束后，他和自己的頂頭上司、上海服裝公司經(jīng)理張成林一起回家。路上，張成林忽然冒出了一句話：“你看，這個立體宣傳多好啊，我們也來搞一支，怎么樣？”

　　徐文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他會講這樣的話？行嗎？我們國家行嗎？那么保守、那么封閉的那個年代……”徐文淵后來說：“我看著他，我講，你敢的話，我大力支持你。”

　　出乎徐文淵意料的是，張成林固然不是一時興起，主管部門也并非鐵板一塊。幾天后，由徐文淵草擬、張成林定稿的組建模特隊方案書，到達了上海市手工業(yè)局局長劉偉勝的案頭。據(jù)說，劉偉勝當天就召見了他們。

　　“看了這個方案，(劉偉勝)基本上贊同。……”徐文淵說：“但是，對時裝模特幾個字，他猶豫了半天。他講，模特兒，這是外國的稱呼，好像有點低級趣味的感覺。他講，這樣吧，在我們國家不要叫模特，就叫時裝表演演員，怎么樣？……”

　　此外，業(yè)余性質(zhì)、男女混雜、強調(diào)“紡織工人”的身份……也成為組建表演隊的幾個條件。順理成章地，徐文淵出任了表演隊領隊。

　　變化

　　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，張成林、劉偉勝等人表現(xiàn)出了足夠的勇氣。然而，作為歷史中的小人物，他們依托的背景，實則是一個堅冰初破、含苞待放的初春圖景。

　　早在1978年夏天，許多西方觀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動。這一年6月8日，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的記者這樣描述北京街頭的變遷：“雖然單調(diào)的灰色和藍色衣服仍然是標準的服裝，但是婦女開始涌向百貨商店，從有限的供應品種中選購衣料。在城市，卷發(fā)和電燙發(fā)型開始時興。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是理發(fā)店。”與此同時，傳自香港的喇叭褲在廣州街頭悄悄出現(xiàn)，這種褲子改變了女裝褲右側(cè)開口的習慣。作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險，它被許多人認為“不男不女”，并一語雙關地說它“顛倒乾坤”，然而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它迅速地風行于各處城鄉(xiāng)……

　　不僅民間，官員們的態(tài)度也悄悄變化著。如果說，允許皮爾·卡丹舉辦演出，不過是少數(shù)官員的大膽舉動的話，那么，就在皮爾·卡丹首演次日，路透社的一條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員的內(nèi)心：“盡管那些觀眾都是經(jīng)過嚴格審查的，但走出民族文化宮時，男人們大多解開了風紀扣。一些膽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，露出雪白的膝蓋……”

　　也就是說，演出事實上大獲成功。它喚醒了幾百名中國官員對美、對差異化世界的本能向往。正是這種洶涌的、席卷了大多數(shù)人的暗流，讓張成林、劉偉勝們萌生了組建表演隊的想法，從而開風氣之先。

　　盡管如此，表演隊的組建，也遠談不上一帆風順。

　　模特隊

　　上海服裝公司下屬有八十多個工廠，青年男女數(shù)以萬計，萌生想法之初，張成林就決定“到工廠去挑選(模特)”。但按國際慣例，入選條件應包括身高、胸圍、背寬、乳 房間距等硬指標。徐文淵為此萬分為難：“我這一看，復雜得很??！……這些都是隱私，在當時可以說是最大的隱私，你怎么打聽？怎么選？”

　　無可奈何之下，徐文淵只好大打折扣：男演員身高179厘米以上；女演員身高165厘米之外，三圍應分別在80厘米、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。最后，“下半身應比上半身長八公分”……

　　更困難的還在后頭呢。1979年春夏，中國女工的普遍形象，是藍咔嘰布工裝、肥大長褲，以及一雙深顏色的塑料涼鞋。即使得風氣先的上海，那些最時髦的青年男女，相互攀比的也不過是的確良襯衫、回力牌球鞋。難道這些入選男女真有勇氣在T字臺上招搖過市？難道她們的父母會忘記上海的文革，正是從紅衛(wèi)兵上街剪“小腳褲”開始的么？

　　“當時張經(jīng)理要求我們，要做到‘四個通’。”徐文淵后來回憶，“思想要通，家庭要通，本人要通，朋友要通。要‘四通’……”

　　“四通”中，最困難的是家庭這一關。徐文淵記得，一名條件很好的楊姓男青年，因為父母堅決反對、“怕孩子學壞”，而不得不放棄了。即使是最終入選的那些成員，也無一例外地面對著巨大的家庭阻力：年僅19歲、剛剛參加工作兩個月的柴瑾，長期不敢向母親吐露真相；思想開放、敢想敢做、被稱為“性格演員”的徐萍，干脆向所有家庭成員封鎖了消息……

　　整整八個月以后，時裝表演隊終于組建完畢了。這一年秋天，在一處清理出來的庫房里，表演隊首批成員開始了自己的訓練。他們中，包括了七個小伙子以及十二位姑娘。